从这三个逻辑，准确把握“第二个结合”

王夫之说：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，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，存乎神者之不测，有如是夫。

据《汉书》所载王吉上疏称：《春秋》所以大一统者，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也。法家《管子》提出：天子出令于天下，诸侯受令于天子，大夫受令于君，子受令于父母，下听其上，弟听其兄，此至顺矣。

这里提到了乐，是因为通常制礼是与作乐配合的。其实，阴阳范畴出自《易传》，正是儒家的著作。《汉志》继承、发挥了这种思想。本文无意于讨论诸子出于王官说的真伪是非（下文还将涉及），而是关注《汉志》对儒家职能和儒学思想的自我介绍。谭嗣同说：二千年来之政，秦政也。

（一）社会政治的秦制大一统秦制的总体特征是大一统，即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思想与文化等全方位的高度集中统一。然惑者既失精微，而辟（僻）者又随时抑扬，违离道本，苟以哗众取宠。可见，二人面对大同与小康之间历史性与价值性的张力，均未能找到更具全面性与解释力的文质论模式。

……后圣有作，然后修火之利，范金合土，以为台榭、宫室、牖户，以炮以燔，以亨以炙，以为醴酪。4 王夫之著，杨坚总修订《礼记章句》，见《船山全书》第四册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11年，第537页。以太宗为君，魏征为相，聊修仁义之文，而天下已帖然受治，施及四夷，解辫归诚，不待尧、舜、汤、武也。他解释大同道：‘大同，上下同于礼意也。

他引用《论语》中孔子著名的人而不仁，如礼何为言，就是为了强调仁相对于礼而言更根本的地位。34 《礼记章句》，第577页。

他说：以上五节，反复推原圣王修德以行礼之本而极之于仁。这也是王夫之最终能以大顺统合小康与大同的主要原因。【25】相为表里是对王夫之眼中大同与小康最精准的概括。……舜之明伦察物，存唐、虞之民所去也，同气之中而有象，况天下乎？若夫三代之季，尤历历可征焉。

从这一层面讲，大顺不仅包括了对天道、地道、人道之顺，也包括了以大顺之道接事应物之后，万物各取所宜、各有所得的结果。他注大道之行一句云：‘天下为公，谓五帝官天下，不授其子。大顺斯大同矣，三代之英所以与大道之公而合德也。【1】可以看到，在张载眼中，礼运的过程也就由质转入文的过程。

这样的大同，随时有着被其余价值代替的可能。协诸义而协，则礼虽先王未之有，可以义起也。

【35】又云：夫不仁之人所以不得与于礼乐者，唯其无敬、和之心也。【23】王夫之注云：质者，文所自生，以五行之德为质而生礼也。

相比之下，他笔下的仁虽然也本于太一而来，具有天地阴阳之和，人情大顺之则的宇宙论性质，但却更偏向于心之德，与诚、敬等概念类似。另一方面，继汉代郑玄将大同与小康分别对应于五帝与三王两段先王世系以后，同作为上古圣王时期的历史，大同的社会状态则与小康难以判然二分。【40】由此可见，圣王习得至顺之道，以此事天地，则能使德合天地、感动神明。面对棘子成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的论断，子贡曰：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33 《礼记章句》，第569页。张载与马晞孟的观点，可以算作引入文质论以解《礼运》的典型代表。

8又在《读通鉴论》中说：唐虞以前，无得而详考也，然衣裳未正，五品未清，昏姻未别，丧祭未修，狉狉獉獉，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。他一再强调小康中的礼之文必须配合着大同中的致敬之诚，并言后世失礼乃是徒具其文而无其实，其中的致敬之诚与礼之实，正是本于仁的体现。

……故圣王所以顺，山者不使居川，不使渚者居中原，而弗敝也。质能生文，而文无法生质。

古之帝王顺天应人，又岂有异义哉。段④注：此节备举三代祭祀之礼，仪文事义之盛，……变质为文，用今易古，以尽人之情而合诸天道，虽极乎文之盛，而要不离乎朔初致敬之诚也。

他在《读四书大全说》中说道：仁也，中也，诚也，礼之本也。相较而言，大同与小康作为一质一文，前者偏重义理，后者偏重制度。其次，虎豹与犬羊之皮，即使无毛也自有其独特性，是区别虎豹与犬羊的显著特征。若其精义之存，一以天道人情为端，质文递变，与时偕行，而顺承天者，固可与夏时、坤乾而得其斟酌损益之由矣。

圣人当禅即禅，当继即继，无论外在显露出的形迹如何千差万别，其背后所依据的天理则始终如一。然后是以此为基础慢慢产生的丧礼、祭礼等等，由于仪节简陋而被王夫之称作其道质。

总的来说，王夫之将大同与小康所对应的历史——即五帝与三王时代，纳入他的文质论框架中考虑。21由此可知，意与义二字相通，大同所展现的正是礼之质，也就是圣人制礼的根本依据。

然而，这一解释虽然使孔子的褒贬之辞不再指向对五帝、三王之世的优劣评断，但文、质作为一对制法原则被提出时，都需要在文质三统的框架中考虑。故天不爱其道，地不爱其宝，人不爱其情。

而凡人之将玉帛、鸣钟鼓者，正恃此以为礼乐也。而大顺自仁体所出，因此本身便含有礼之实，其发用又兼具政治法度与社会状态，因此可以说是制度与义理并举。接着，《礼运》又说道：故无水旱昆虫之灾，民无凶饥妖孽之疾。但是，在五帝初期，礼对人性的塑造仍是微弱的，要等到尧舜以后，婚冠丧祭之制才渐渐完善起来。

最后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复现大同，而是使天下归于文质之中。王夫之则在宋人的基础上，利用文质论的两种构造，将大同与小康的关系分为历史状态与政治法度两种层面。

【33】盖此章之言仁与《中庸》之言诚，一也，是礼之所自运而运于天下则顺也。【3】他认为，孔子之言是针对周衰文敝的现实而发，为了针砭时弊，就必须要以过其实以矫之的方式，下猛药以治沉疴。

因此他说：天欲开君道之盛，则荐贤以自尽。15 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，清嘉庆刊本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5437页。